近两天，一篇题为《我们的天才儿子》的口述文章在朋友圈刷屏。文章缘于一位老人从殡仪馆打电话给《杭州日报》编辑：“你们能不能写我儿子的故事？我儿子是天才，他现在精神病院，他妈妈今天刚走了。”这位老人叫金性勇，今年85岁，他的儿子叫金晓宇，是一名译者。晓宇幼年不幸眼部残疾，后来又确诊为躁郁症患者，翻译是他和命运抗争的唯一武器。十年来，他翻译了英、日、德语共22本著作，读遍浙江图书馆几乎所有外语小说，并细心照顾了患阿兹海默症的妈妈生命中的最后三年。
文章引发了众多读者的极大共鸣。根据南都记者的报道，晓宇目前已出院回家，等待已久的《本雅明书信集》样书也已收到，他目前正在全力翻译其他著作。社会上不少爱心人士表达了帮助这对父子的意愿，一些与晓宇失联多年的编辑、同学也跟他重新联系上，让父子俩十分开心。口述文章的作者叶全新女士写道，大家素不相识，这篇故事却能打动万千读者，是因为“关于爱，关于不幸，关于救赎，这些人类的情感是彼此相通的。”
当然，也有从事精神疾病照护工作的社工对文章的某些写法表达了不同意见，包括缺乏晓宇本人的声音，对于疾病本身的描述（如“双向情感障碍”“躁郁症”）不尽科学、可能误导读者等等，这些意见都值得重视。在金性勇、金晓宇父子身后，是一个数量庞大的身心障碍者及其家庭构成的群体，他们处境各异，也不是所有患者都像晓宇那样来自高知家庭、具有某方面的天才禀赋，日常照顾的庸常和艰辛，或许也不足以构成一个打动人心故事的要素，但他们同样需要来自社会的关注和支援。
回到晓宇的故事，我觉得特别要感谢金性勇先生勇于把儿子和家庭的经历说出来。谈到找媒体报道的“动机”，金先生更多是出于对孩子的“放不下”——他已年过八旬，“哪天我也走了，就没有人知道我们儿子的事了。”说出来，是向外界的请托，也是同儿子间接的交流。毕竟，中国人家庭，家人之间有些话要当面开口，何其艰难，更不必说向外人吐露。一方面，由于社会压力，精神病患本身常令人难以启齿；另一方面，外界的善意和同情，有时会对受助者构成内心压力，一些内敛的父母不愿意给别人“找麻烦”，当然也有隐私方面的顾忌。
通过报道，有外界的帮助终归是好事，但舆论热潮终会过去，晓宇和父亲都要回归扎扎实实的生活，未来也将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在由舆论意外掀起的波澜里，一方如何以寻常心处之，另一方如何关注又不另眼相待，需要受助者与爱心人士双方共同的努力。
表达和倾听何其重要。在我们的社会上，还有许许多多身心障碍者与照顾者，他们经年的压力、担心与劳作，因讲述能力的缺失，或表达渠道的有限，尚没法说出来、被人听见；而说出来、被听见，引发关注和讨论，本身就是迈向对身心障碍者更友善社会的第一步。在这其中，媒体起着重要作用。如何在传播过程中反映更多不同的声音，如何更科学地报道精神健康议题，还有赖媒体工作者不断总结、努力。
（南方都市报，作者麦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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