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桂林芳香厂的老大门。
图②：职工在桂林芳香厂二分厂门口合照。
图③：职工在芳香厂大门口合照。
图④⑤：桂林芳香厂曾经的部分产品。
桂林有一条路叫芳香路，还有一条路叫芳华路。许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它们的得名都源于一座老厂，也就是今天老厂故事的主角——桂林芳香厂，后来也叫国营桂林市香料总厂。
一两黄金一两膏，一香就是一年
1958年以前，全广西没有一家专业生产香料的工厂。这一年，国营桂林芳香厂的成立填补了这块领域的空白。
虽说是个厂，但规模与“小作坊”相差无几，建厂初期，只有职工66人，只能生产单一产品蒸锅山苍子油。到1970年，这里也只有108名职工。这年，19岁的杨海鹰进厂，“当时厂里面的人都来礼堂欢迎我们，整个礼堂一半都没坐满”。他们给自己取了个外号叫“一百零八将”。
虽然厂的规模不大，但这一时期，厂里的产品种类比之前丰富，并已拥有了拳头产品——桂花浸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物资匮乏，大部分人处于努力谋求“吃饱饭”的阶段。香精、香料这些东西一般都用在零食、香水、护肤品、化妆品等产品中。普通家庭能吃个饼干，用上香水那是相当奢侈的事情。
而桂花浸膏则是当时档次最高的天然香料之一，该产品的问世，填补了我国香料的空白，也为国际上增添了香料新品种，广泛应用于食品、日化香精和高档香水香精。也就是说，当时要是能用上添加了桂花浸膏成分的产品，那是奢侈中的奢侈。“我们当时讲，一两黄金一两膏，一公斤桂花浸膏的钱能抵一辆解放牌汽车。”杨海鹰记得，当时桂林芳香厂的桂花浸膏售价与黄金基本等价。
一个东西贵自然有它贵的道理。桂花浸膏一开始的制作成本是相当高的，该产品是用鲜桂花经溶剂浸提、浓缩而成。一吨的桂花大概只能制出2公斤的膏。
同时，因为要用鲜桂花，所以这个产品还具有了季节性，并不是说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而是要等到每年桂花开时才能生产。
厂里要生产桂花浸膏需要一吨又一吨的鲜桂花。桂花虽然是桂林的市花，但当时还没有规模种植的概念，基本是靠从农民手中零零散散地收购。“八月桂花遍地天”，每年农历八月十五的时候，杨海鹰和同事们便要驾乘厂里唯一一辆车到各个县的供销社去收桂花。
9、10月两个月是收桂花的季节，但从7、8月开始就要做准备工作，厂里要提前准备收桂花的塑料桶、箩筐，清洗储存鲜桂花的池子等。
桂花浸膏具有清幽而蜜甜的花香，香气浓郁而留长。杨海鹰记得，制作桂花浸膏的时候，最后一道工序是过滤，而过滤以后剩下一圈滤纸边缘是不要的。当时，职工们就把这点“宝贝”边角料一人分一点，放在衣服口袋里，隔着很远就能闻到香气。一香就是一年。
“523”不止青蒿素
桂林芳香厂桂花浸膏投产的时间是上世纪60年代初，而同一时期，一种叫疟疾的传染病正在越南战争交战部队中肆虐。
1967年，越共领导人亲自来到中国，寻找抗疟疾新药和方法。当时疟疾在中国也是危害性很重的传染病，每年得病人口高达数千万。毛主席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于是，一个代号为“523”的科研项目就此展开。
两年后，大家熟知的屠呦呦担任了该项目课题组组长。与此同时，更有来自全国六十多家科研机构参与了“523”。这样的投入在当时可以说是举国协作。而桂林芳香厂也参与了其中。
今天很多人都知道，“523”项目最突出的成果代表是，研究成功了抗疟新药青蒿素。很容易将“523”与青蒿素划上等号。
事实上，当时“523”项目研究是多维度开展的，主要的任务是在较短时间内重点研究解决抗药性疟疾的防治药物、抗药性疟疾的长效预防药以及驱蚊剂等3个问题。而桂林芳香厂一开始接到的任务便是驱蚊剂的研究。
在1969年，桂林芳香厂就与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地区五二三小分队、南宁化工厂合作开始进行驱蚊剂的研究。
今天市面上的驱蚊剂已经很常见，但当时研究的这种驱蚊剂并不是普通的民用驱蚊剂，而是针对边防地区各种带毒性的蚊虫特别研制的。
与杨海鹰同年进厂的“一百零八将”谢智勇回忆，当时的研究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驱蚊剂研究小组在厂里搭建了一间几平米的小房子作为实验室，科研人员在狭小闷热的房间开展工作，甚至有人自愿用自己身体供蚊子吮吸，验证驱蚊效果。到1974年，驱蚊剂产品取得阶段性成果。
桂林“抗疟”不止“南药”
在此前的相关报道中，不难搜寻到桂林在抗疟疾方面的突出贡献，那些高光几乎集中在了桂林南药(前身为桂林制药厂)、青蒿琥酯与它的发明人刘旭身上。其实，同时期的桂林芳香厂的贡献同样功不可没。
1972年，以屠呦呦为主的“523”项目研究人员成功提取了高效抗疟成分青蒿素。但当时的青蒿素存在水溶性欠佳的问题，无法制成针剂用于抢救重症型疟疾。
1976年，桂林芳香厂与相关单位协作，除了驱蚊剂以外，也开始对青蒿素抗疟进行研究，利用汽油从黄花蒿（青蒿草）中分离出青蒿素。
次年，桂林制药厂接受国家“523”办公室下达的任务，刘旭与其团队开始了“青蒿素结构改造”专题，目的是“提高疗效，解决水溶性问题，探讨结构和疗效的关系”。
简单的说就是，当时桂林芳香厂与桂林制药厂同为“523”项目参与单位，芳香厂主要任务是生产青蒿素，制药厂则是要将这些青蒿素进行二次研发，最终制出水溶性更好，治疟疗效更好的药物。在桂林“抗疟”的厨房里，芳香厂“备料”，制药厂“炒菜”。
1977年，桂林制药厂刘旭团队成功化学合成了13个青蒿素的衍生物，其中代号为“804”的衍生物水溶性最好，可以提高治疟疗效，这就是如今的青蒿琥酯。次年，桂林芳香厂与广西植物研究所对青蒿素进行中间试验，并通过了自治区科委主持的鉴定，成为全国第一个青蒿素中间试验成功的单位。
1980年，桂林制药厂青蒿琥酯通过省级鉴定。同年，桂林芳香厂建成可年产4吨青蒿素的提炼车间。
桂林芳香厂的“黄金时代”
毫无疑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属于桂林芳香厂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无论是“寸膏寸金”的桂花浸膏，还是为“523”项目所生产的驱蚊剂与青蒿素，随便一样拿出来都是“门面担当”。
当时国家非常缺外汇，像桂花浸膏这样国外也没有的产品基本都用于出口，为国创汇。《桂林市志》有记载，该厂生产的松油醇、桂花浸膏、精制山苍子油、精制柏木油、茴油、茴脑、桂油等产品出口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共创汇760万美元。桂花浸膏于1979、1980、1982年荣获广西名牌产品奖，1980、1983年获轻工部优质产品奖，1985年获国家银质奖，产品在国内外均享有盛誉。
而军用产品驱蚊剂也同样受到军方肯定。就在1978年底的一天，上级一个紧急的命令下达到桂林芳香厂，要求他们以最快速度生产出一批驱蚊剂。“这个事情当时是惊动了整个厂，因为这批货的量前所未有的大。”当时，刚满18岁的钟毅进厂不到一年，他对此记忆深刻，他们要在两三个月时间内赶制出大约一百万瓶驱蚊剂。为此全厂（包括一、二分厂）所有车间停产，全力生产驱蚊剂。
当时厂里并没有批量生产驱蚊剂的生产线，这批货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但是上头告诉他们到时间必须拿出来，连价钱都来不及谈，只是说需要什么支援都可以“开绿灯”。桂林找不到包装用的瓶子就去潮汕要，时间紧就用飞机运过来；要贷款就让银行给钱；要发货就让铁路单位配合……
“全体党团员们义务劳动加班，大家每天都干12至16个小时。从灌瓶（小塑料瓶75cc）到盖盖都是人工，特别是盖瓶大家压得手都疼，不少人的手都打起了泡，有的肿了，后来厂木工房利用杠杆原理用木头赶制了几台盖瓶机，才把大家的手解放了出来。”钟毅回忆，直到第二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半个月后厂里停止了生产，上级告诉他们前线够用了。
而青蒿素就更不用说了，当时由于六合路老厂空间有限，设备老化，1980年那个建成的可年产4吨青蒿素的提炼车间便设在了桂林市区北边新辟的二分厂。其实也可以说，是为了生产青蒿素而重新扩建了一个分厂，而且是由国家投资200万元进行技术改造。
那一时段是芳香厂最忙的时候，当然也是最红火的时候，1985年这一年，桂林芳香厂各种产品产量575.31吨，产值1071万元，利税182.95万元。有22个产品获市、自治区、部、国优奖。
剩下两条路
到上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大幕落下。而桂林芳香厂的命运似乎也随着大幕落下渐渐变得黯淡起来。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全国抗疟研究渐渐明朗，“523”项目基本就告一段落。而此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搞起来的青蒿素生产线反而变成了桂林芳香厂的负担。
这一时期，制药厂还没有拿到新药证书，所以不能生产该类抗疟药品，那么芳香厂的青蒿素自然也无用武之地，等到制药厂拿到证书可以生产时，芳香厂的设备又已经老化。在青蒿素这一块，芳香厂只有成本没有收益。
而原来引以为傲的香精香料产品也因长时间缺乏投入研究而落后市场，产品受到市场经济严重冲击。
同时，从1978年开始，桂林工业发展开始注重环保红线，一大批工厂和车间被迫关停。芳香厂也因此先后关停了4个主要车间。
《桂林市志》记载，到1990这一年，厂里产量下降到314.75吨，产值为1166万元，潜亏94万元。
厂里每况愈下，曾经的拨款变还款，在各方协调下，1997年，桂林集琦药业将桂林芳香厂兼并，成立桂林集琦香料有限公司。至此，桂林芳香厂的故事告一段落。
2017年，桂林七星区六合路附近，一项推动8年的项目竣工完成，一条新拓宽的路呈现在市民眼前，这条路因路的东端曾是芳香厂总厂旧址，故取名该路为芳香路。
同样的缘由，早几年，位于桂林北边的二分厂旧址上的一条新路通车，以此取名为芳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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