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鱼国,一个在人们记忆中十分遥远而模糊的方国,一个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失去记载的古国,曾真实存在于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古墓被发现之前,人们对古鱼国所知甚少,随着茹家庄古墓的问世,古鱼国这才揭开了掩藏已久的神秘面纱。它的故事还要从陕西宝鸡秦岭北麓几个不起眼的小村庄—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说起。
1974年12月,陕西宝鸡茹家庄的村民在村外的黄土台塬上平整土地时,无意中刨到一个土坑。土坑泥土中夹在大量的动物骨头并未引起村民的注意,但接下来随着锄头落下去所传出的一下清脆响声,一些镂刻着精美花纹的铜疙瘩显露了出来。在随处都是古墓的陕西地区,类似的情况早已司空见惯。因此,茹家庄的村民心里清楚,这是又挖到古墓了。
不得不说,当时陕西的“文物保护”宣传已经相当到位,村民也没多想就将遇到的情况报告给了村领导,村领导又报给相关单位。之后专业的考古队赶到茹家庄,通过实地考察,初步判断这里可能是一处西周时期的遗存。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两处属于古墓陪葬的车马坑。其中村民发现的车马坑被命名为“茹家庄一号车马坑”,考古人员清理出的另外一处同时期的车马坑被命名为“茹家庄三号车马坑”。而村民挖到的那些镂刻有精细花纹的斑驳铜疙瘩,就是马车上的小型青铜构件。
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考古人员发现一号车马坑的马骨异常凌乱,有许多还是折断或变形的;而三号坑中的马骨却非常整齐,依序排列在车辕杆的左右,保存得极其完好。针对这一现象,专业的考古人员一时无法解释。既然发现了车马陪葬坑,其附近肯定存在主墓。但是面对茫茫的黄土台塬,考古人员束手无策,无从下手。
就在考古人员发愁之际,当地一位村民无意中说起自家的一块田地的土质和其他地方的土质有所不同,自家田里的土质非常坚硬,并不适合种庄稼。职业的敏感性使得考古人员来到这片让村民苦不堪言的田地勘察,凭借专业的判断,这片夹杂着炭渣、五花土和细碎陶片的坚硬土地,可能就是主墓的夯土层。经过一番钻探之后,主墓终于被找到。
经过数月的考古发掘,这座被称为“茹家庄一号墓”的古墓形制清晰地展现出来。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甲”字形大墓,拥有一条墓道。墓室中出土有五鼎四簋,再加上陪葬有两座车马坑,根据这些信息判断,墓主的身份应该是一位诸侯。
“茹家庄一号墓”中有一大一小两个并排安置的椁室,其中大椁室中的骨骸是一具仰身直肢的男性,周围随葬着大量兵器;位于大椁室西边的小椁室内葬有一名身着华服的女性。两个椁室之间没有任何搅乱和相互打破的痕迹,说明当时两人是同时下葬的。虽然历经数千年,棺椁和墓主人的尸骨早已腐烂或化为齑粉,但是从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上,还是能确定男墓主叫鱼伯,女性姓“儿”。鱼伯应该是西周时期丰镐京畿内一个诸侯小国的国君。
在随后的考古发掘中,在紧挨着鱼伯墓的边上,考古人员又清理出了一座墓室,命名为“茹家庄二号墓”。通过墓中出土的10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得知,二号墓的主人叫井姬,是鱼伯的正妻,出身于周王室一个重要卿士家族。而和鱼伯同时下葬的那位姓“儿”的女性,应该是殉葬鱼伯的“宠妾”。
只发现一座鱼伯墓葬,是无法证明史籍失载的古鱼国确实存在过。西周时期的社会形态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其宗族应当有一套完整的传承体系,存续一代的诸侯国也不可能存在。只有找到不同时代的鱼伯墓葬,才能构建一个诸侯方国的历史脉络。
在距茹家庄村三公里外的竹园沟村,考古人员有了新的发现。1976年10月5日,竹园沟村的村民在田间劳动时发现了一个藏有一些形状怪异器物的洞口,考古人员闻讯而至。经过一番勘察发掘后,保存良好的拥有22座墓葬和2个马坑的西周古墓群被发现。其中四号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通过青铜器铭文得知,墓主人叫鱼季。根据墓葬的形制及出土的青铜礼器、玉器来判断,这座墓葬与茹家庄鱼伯墓在年代上相互衔接,略早于茹家庄的鱼伯墓。
1980年秋天,宝鸡当地接连多天大雨不断,西关纸坊头村侯家的一座窑洞塌毁,从塌面内竟然暴露出了一批青铜器。其实早在1926年,侯家挖这座窑洞时曾挖出一座古墓,出土了四件青铜礼器和大量玉器。当时的古董商闻讯赶来,收走了这批文物,后来这批文物下落不明。
五十五年后,侯家又在同一窑洞发现了青铜器,侯家人的文保意识还是非常强的,当即通知了政府。经过抢救清理,共出土了西周早期青铜器14件,以礼器为主,计有鼎4件、甗1件、鬲2件、簋5件、罍1件、觯1件等。另外,从塌陷的泥土中,又清出了夔龙铜饰3件、车器2件、佩饰1组和一批破碎的陶器。
考古人员根据这批青铜器的器型、花纹、铭文体例等判断,它们应该成器于周文王晚期到武王统治时期。其中一些青铜器上还出现“鱼伯”、“鱼伯作器”、“鱼伯自作用簋”等铭文。随后根据墓葬的形制规范判断出这批青铜器属于最早一代古鱼国国君,他的下葬年代大约在周成王初年。
2003年秋天,又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宝鸡西关纸坊头村侯家的窑洞再一次坍塌。这次清理发掘了两座西周墓,加上1981年清理的那一座,在约15米长的崖面上,东西并列3座同一时期墓葬,三墓间隔3-4米,墓底基本在一个平面。两座墓共出土了30余件青铜器物,还有一批玉器等。其中三号墓出土了五鼎一簋,按照西周诸侯等级应该是“七鼎六簋”,很显然这座鱼国国君的墓葬早已经被盗掘了。
通过考古发掘结果不难发现,纸坊头鱼国墓地位于渭水北岸的一级台地上,距渭水也仅500米,这里是鱼国的早期墓地,年代大约是西周初期;竹园沟鱼国墓地位于渭水南岸,属于鱼国中期墓地,年代应该是在西周的康昭时期;茹家庄鱼国墓地在竹园沟鱼国墓地的南边,此时已呈衰败景象,这里应该是鱼国后期的墓地,年代大约在周穆王初年。鱼国墓地一步步向南缩退。
在茹家庄鱼国墓地,有一座国君等级的墓室,里面没有棺椁以及殉葬品,在墓室的西北角唯有一座孤零零的升土台,台上有一具保存完好的壮年男性骨架,颈部有皮条缠勒的痕迹,这说明他是被勒死的。这个男性可能就是鱼国的最后一任国君。修建这座墓时,鱼国还存在,后来亡国了,作为亡国之君而又死于非命,尸骸最终只能被无声无息的扔在这个空旷没有任何陪葬的墓室中,从此鱼国从西周的京畿之地消失。
鱼国本是西周京畿之内的一个非姬姓的小方国,虽然国家不大,但是作为国君的鱼伯照样过着奴隶主阶层腐朽糜烂的生活。当鱼伯受到西周王室册封后,深感作为异姓在周人京畿之内生存的不易。为了能在周人的京畿之地立足,鱼伯尽管采取了和西周王室联姻等手段,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最终难逃国破家亡的厄运。
鱼国虽然处在西周的京畿之地,但是鱼国人和周人分属两个族源,他们不是同一个民族,这从鱼国人的丧葬习俗以及日常的生活用品迥异于周人这一点就可以得到结论。那么鱼国人来自哪里呢?
鱼国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钵形尖底罐,这些陶器地域文化特征极强,具有早期巴蜀文化的某些特征。多见于四川新繁、广汉的早期蜀人遗址,但很少见于典型的周人遗址和墓地。鱼国墓地出土的一些器物上,有箭和鱼的图案,这和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的图案一模一样。这说明鱼国人可能源自秦岭以南的巴蜀地区。
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商朝末年,西伯侯姬昌欲谋夺商汤的政权,开始在西部进行精心布局。但是周人不放心位于自己身后蜀地三星堆的蜀夏政权,于是集中兵力先灭了蜀夏,以绝后患。并将蜀夏的社稷宗庙砸碎焚毁,然后进行掩埋,企图将蜀夏的历史彻底抹杀掉。这从近年来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祭祀坑就能看出来,没有任何一个族群以砸烂烧毁自己的宗庙神器的方式来祭祀自己的先祖,只有敌对势力才会这样做。西伯侯姬昌灭了蜀夏政权后,又在蜀地重新建立了一个归顺于自己的新政权,这就是金沙蜀国。
在西伯侯姬昌灭蜀夏的过程中,得到了一支蜀夏人的帮助。他们后来跟随西伯侯姬昌回到关中地区。周王朝建立后,这支蜀夏人被册封为京畿之内的一个方国—鱼国。
鱼国灭亡后,鱼国族人翻越秦岭南下,回到了自己的祖居地,在今天重庆奉节白帝城建立了新的鱼国。春秋时期,鱼国成为了庸国的附属国。楚国灭掉庸国时,巴国趁机灭亡了鱼国。从此以后,鱼国彻底消失于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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